十四五规划，培育新动能是个聚焦点。然问题在于，新动能指什么？是产业发展动能或产业集聚动能，经济增长动能，抑或宽泛的社会经济发展动能？新旧动能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新动能不能简单地定位于产业层面，理解为产业集聚或产业升级动能，而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再上一层，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动能。

制定浙江省十四五规划，就培育新动能这块来看，前期研究至少需要四个意识或者视野：一曰定位要有高度；二曰研究要有理论支撑；三曰要有历史视野，四是须有对未来的判断或曰前瞻视野。

一、新动能定位要有高度，盯牢四重转型

直截了当的问题是，培育新动能着眼点究竟应置于什么层面？是企业、产业、经济增长，还是宽泛的社会经济发展？几个层面的高度显然不同，对动能的把握也就不同。客观地来看，作为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年规划，盯住的首要目标当是社会经济发展，其中经济增长系重中之重的目标。因此新动能的着眼点显然在社会经济发展层次，至少在经济增长层次。对我国来说，作为转型经济，经济增长最大的动能源自转型。转型是多重的，其中四重转型最重要：

第一重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十九大再次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源泉。从这个高度出发，需要研究的是：浙江目前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究竟占了多大比例？哪些重要资源还是由政府配置的？如果重要的资源为政府控制，配置效率就打了折扣，同时意味着市场化这块还有潜力可挖。就资源配置来看，资本要素配置的市场化远远没有实现。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向来是个问题。虽然政府一直在努力，想方设法在改善，但国有金融部门业者积极性似乎不高。当行长的学生们闲聊中说，同样一笔贷款申请，如果来自国有单位，像浙大或者一家国企尤其是央企，他们无需多考虑便给放贷。但如果来自一家民营企业，再好的企业也得反复研究，轻易不敢放贷。因为事后监管部门审查很多，谁也不想自找麻烦。

第二重是国际化。我国经济的国际化虽然取得了重大突破，但远远没有完成，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人民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或曰硬通货，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故而十九大提出构建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从国际化视野谋划浙江十四五增长动能，显然可以这样去设问：，浙江经济在国际化方面，与全国和沿海发达地区总的进程相比，究竟处在哪个水平？是比江苏、广东更开放还是略逊一筹？国际化方面还有那些方面可以去开拓？

第三重是工业化。我国无疑已接近工业化完成阶段，但迄今尚无一个地区轻易宣布工业化业已完成！即便沿海最发达的几个省份，也都声称进入工业化收尾阶段。原因在于，工业化的一些指标还差强人意。从工业化现代化视野切入，浙江十四五前期关于新动能研究，可以提出的问题是：省域工业化几大指标达到了什么程度？那些方面还差强人意？还有多大潜力可挖？

第四重是城市化。目前城镇化统计数据很高，但数据和现实有很大差距。比如说，统计数据中的常住人口，好多人没有城市户口，有城市户口也买不起城里的房子，政府又不允许私搭乱建住宅，只好回乡村去了。城市化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化，这点看看欧洲发达国家的乡村就明白了。乡村生活的城市化是最大的拓展空间，城乡一体化是最大的空间。别的不讲，单是用现代化的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尤其是公交化的轨道交通把大中小城市和乡村链为一体，增长空间就非常之大。

以上四个转型都未完成，转型的潜力，无疑是中国经济和浙江经济最大的增长动能所在。个人认为，浙江十四五规划之区域经济增长动能，首先应从转型经济的这个高度切入去审视。

二、研究新动能要有理论支撑

理论是个系统的逻辑体系，没有理论，就看不到现象后面的联系，看不到推动现象交互作用的力，找不准事半功倍的政策着力点。就区域经济发展而言，两块理论具有启示意义：

一块是空间经济学。这是关于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学问，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域落地生根并像滚雪球那样扩张，城市的区位决定着城市的规模，城市群内部结构，诸如此类的命题，是空间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做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这块理论不可忽略。比如说，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都在筹划自己的产业中心，上海坚守早几年提出的“四个中心”，浙江提出建设“三个中心”，其中一个是金融中心。从理论上讲，一个地区要成为金融中心，是有约束条件的，得有一定的要素向心力。浙江建设金融中心的约束条件有哪些？向心力主要在那块？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借助理论认真研究。论及金融中心，经济学家们强调的向心力是制度的质量。众所周知，弹丸之地瑞士之所以能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之一，最重要的原因有二：一个就是安全。欧洲近代以来历次战乱都未波及到瑞士；二是制度的质量较高。经济学衡量制度质量的重要指标是合约的强制性，后面是大众诚信度。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大众诚信度高，这个地方的制度质量就高，合约的强制性就好。亚当·斯密曾经讲过，凡是商业繁荣的国家，民众的诚信度就高；荷兰的商业发达，所以荷兰人诚信度高。浙江是全国商业最繁荣省份之一，浙商数量庞大，影响广泛。问题是，商业繁荣起来了，是不是诚信度也跟了上来？金融业属于高端服务业，服务的质量事先无法判断，只有事后才能知晓，故而需要借助制度来保障。服务业要求高的制度质量，十四五浙江要构建金融中心，首当其冲需要搞清楚的是，合约履行程度、大众诚信度，进而制度的质量是否居于长三角各地区之前茅？

另一块是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这个理论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解释了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企业追求规模经济之间的悖论。消费者偏好多样性，比如女孩子的衬衣或者裙子款式花色越多，消费者满意度就越高，用经济学的行话说，就是效用越高。但这在企业一边有个难题，对企业来说，每个款式若只生产几件成本就很高，达不到规模经济。解决这个悖论的一个出路，就在于消费者人数要多，人越多越能兼顾消费者偏好的多样性和和生产者追求规模经济的要求。中国恰好有这样的禀赋，14亿人口，对某种产品即便1%的人消费，就是1400万个消费者，数量大的难以想象。客观地来说，浙江企业过去几十年的扩张，基本上靠了规模经济。即便像打火机那样的产品，也能做到很大的规模，同时兼顾多样性。然而经过三四十年的扩张，传统产业规模过度，产能过剩，目前规模经济这块的空间越来越小。十四·五规划，对这块需要进行预判，得考虑这样的问题：在兼顾消费者偏好多样性和企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方面，还能做点什么？找到了答案，多半就找到了新动能的着力点。

说到规模经济，还有个技术问题，就是关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算，这方面经济学家们多半犯了个错，就是没有把规模经济明确算进去。全要素生产率的界定是除了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之外的增长因素，这里面应该包括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实际上源自创新。创新有些是有专利的，有些是没有专利的。企业家能把企业做大，创造出规模经济收益，或者把工人重新组织一下，增加了产出，这是什么？不就是创新吗？企业原来生产5万件产品，现在搞成了100万件产品，有了规模经济，这个难道不是创新的结果？目前学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测算，许多都在规模经济上打了个马虎眼，用要素弹性表示。实际上这块是TFP增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模糊化处理之后，多半被归人了技术进步或者研发投入贡献，无形中扩大了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就我国尤其是中小企业居多的浙江来看，过往研发和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影响应该没有那样高，算出来的TFP之所以那样高，是因为把规模经济导致的产出增加算到全要素生产率里面了。十三五以来，进而十四五期间产业与企业面临的一大瓶颈是规模扩张有限，因而获取规模经济空间不如以前那样大。这就需要换个思路，需要在理论上先搞清楚，浙江产业和企业在十四·五期间的增长，怎样从以前那种主要通过薄利多销，主要依靠规模扩张转向依靠研发与技术进步，由此发掘出新的动能。

三、培育新动能要有历史视野，以动态的眼光去审视

所谓历史视野，就是要审视以往的走过的路，看以往靠了什么形成了动能？

研究十四·五期间的新动能转换，首先要搞清楚浙江经济以往发展的旧动能是什么？没有旧何来新？把旧动能搞清楚了，寻找新动能才有方向感。新动能中潜力最大的那块应该还是在体制改革上。浙江的“八八战略”，第一条强调的就是体制优势。体制优势中最有特色的就是民营经济。实际上民营化是浙江体制方面突破的一条主要路径。民营化的结果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区域经济特色。民营企业是可以破产的，通过破产重组提升效率，这也是浙江经济的活力所在。近年高层力推的是两个做强，但现实中国企、民企竞争中存在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一个几乎不能破产，另一个比较容易破产。这样下去实际的结果多半是国进民退，很难达到优胜劣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个人认为，在民营企业居多的浙江省，这个需要破题。可否这样设想：在两个做大做强上，地区之间应该有所取舍。比如在民营经济居多的浙江省，十四·五期间，可否仍以做大做强民营经济为主。让那些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多的地区，主要去做国企，这样也可以形成自己的重点。

谈到历史视野，还得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个阶段判断。因为不同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不同的。美国经济以往百多年发展中，早期靠要素投入、后来靠消费，再后来主要靠创新。因此，也可以认为美国经济是顺着要素与投资驱动，消费驱动、创新驱动的顺序演讲的。但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更有启示意义。罗斯托把社会经济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起飞”，就是工业化。第五个阶段是高额大众消费阶段。这个阶段有三波消费热潮：第一波是耐用消费品的普及。就是以前仅供少数富人享用的耐用消费品，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中。标志性的耐用消费品是私家小轿车和独立式住宅。第二波是闲暇旅游消费的兴起。这需要一个真正有闲阶级来支撑，也就是既有钱又有闲的阶层的形成，其背景是中产阶级或中等收入群体的迅速扩大，旅游业上升为一个大产业。第三个，最重要就是高等教育的普及。高等教育的普及不仅会催生一个貌似产业的行业，更重要的是，对人的素质提高是具有长远的影响。一个社会，如果有那么百分之几十的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受过职业教育的话，这个社会大众总体的素质就高，由此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对创新和增长具有巨大而长远的影响。罗斯托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额大众消费阶段的国家，时间在上世纪第二个十年，持续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早几年我曾著文提出，我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大城市正在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现在看来，大众消费的三波浪潮都已涌起，势不可挡。浙江更处在这个阶段的前列。寻找十四五期间增长的新动能，应好好分析一下这块。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浙江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分析与判断。

四、培育新动能要有展望，着眼长远

所谓展望，即要有前瞻视野。得提出并回答这样的疑问：时下比较热的行业和概念，过几年还会这样热吗？我们知道，实下最热的是数字经济、互联网加及互联网金融等，问题是，未来五年甚至十年，还会是这几块最热吗？客观地说，这很难把握！还有，现在5G叫得很响，但过几年还会这样响吗？有人说美国可能越过5G，直接搞6G了！谁知道呢？只有企业家能找到答案。实际上在找到答案之前，企业家自己也不知道。马云的阿里崛起之前，谁能想到杭州会成为数字经济一大中心？只是形成气候了才给看到。那么我们可否设想，未来五年会不会出现另一类马云？另一类阿里？

再进一步看下去，为另一类马云的出现营造新空间、新机会，那应该就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一步。因此，新动能的培育，不能只盯着现在的马云，让它做得越强越大，做成一“霸”，大树底下不长草，其他竞争者很难生长。美国最近一百年，尤其是战后以来经济增长靠了什么？政府做了什么？我以为所有政府行为中最有战略意义的，要数不断地反垄断，拆分大企业。20世纪70年代把电报电话公司一拆为七，把杜邦公司也拆了。九十年代十九个州起诉微软垄断。回头来看，当年若不拆分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就没有后来的摩托罗拉，甚至数字通信。没有数字通信，就没有互联网。因为市场和机会都被它霸着。若没有十九个州跟微软打官司，打破其软件捆绑与垄断，可能就没有后来雨后春笋般的软件公司，甚至没有为iPad 、iPhone 配套软件的公司，没有安卓系统。

时下我们可能正在犯一个错误，就是把阿里做大了，把它当宝贝。还有华为，做大了也当做宝贝。谁都不能动。可以设想，如若早点把华为拆为三，各做各的，遇到美国使坏，弄垮一家，还有两家。现在都绑在一起，做的很大，人家一制裁麻烦就很大。因此，十四·五应该换一种思路，不是说特大型企业巨头怎么样，而是到了一个拆分企业的时候了。美国在这个阶段，也就是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之后，开始强化反垄断，拆分企业的。实际上，反垄断，拆分大企业，可以激发产业和企业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

如果浙江省十四·五新动能转换规划上能考虑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这个规划就很有价值了。

原载《长三角观察》2019年7-8期（此处略有修改）